我的父亲和母亲不识多字，也并不认为学业是很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学会做各种农活才最紧迫，因为在我10岁的时候，父亲已经64岁了，毕竟祖上长寿的人也不多。所以，当我从懂事时起，就是一把农活好手，拾稻穗、放牛、打猪草、插秧割谷、除草、收豆子、晒谷、做饭等等，父亲总是说“再等一两年，就可以教小鱼儿驶牛打耙等牛活了”。酷酷暑头里的繁重劳动，是我少年时光里最为永恒的记忆。

　　童年是人生的底色，绘制人生的起点，我的童年虽然因为繁重甚至艰苦的劳动显得有些灰暗，但有朴实和乐观的父母，撑起的太空够高，不乏阳光进来，父母言传身教是童年底色板上最好的线条和颜色，父亲善良正直，做事认真，当了30年的队长，方圆几个村都知道枫树湾的“队长王”，办事公正，到老了父亲想把队长职务让出去，无奈队里无一人同意。母亲会统筹，做事有条理，乐观幽默，做事有始有终，在她目前仿佛没有难题。父母都是白手起家，培养子女方面，父亲的口头禅是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。因此，在我自己的人生底色里涂抹的第一笔就是自立自理自强，父母虽然不看重我的学业，但对我读书是非常支持的，童年买了很多小人书和其他的杂书，经费来自母亲的零花钱，父亲专门做了一口木箱专门给我装书。十几岁的少年，因为识字读书，知道外面的世界比家乡精彩，就要想去看看，尽量走最远的路，尽量看最多的风景，涨最多的见识，因为勤奋努力，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的时候居然冲了过去，儿行千里母担忧，父母一方面担心我从小地方走出去，怕被人欺负，一方面担心被外面的花花世界晃乱我的心智。在父母这种矛盾的心情里我渐渐成长，但我的外出求学还是减轻了父母的负担，那时候读书不要学费，伙食费，甚至有不多的补贴，在父母看来，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朴素的要求我毕业后努力工作，回报国家。

　　在学校，农村娃因为跳出农门而万事大吉不求上进者有之，因不适应崭新的生活和学习方式而自暴自弃者有之。父母不识字，因为担心，往往要走十几里的山路到镇上找人代为写信给我，专门强调我不要荒废学业呀，要抓住机会努力学习呀，回报社会呀，每一个月，无论春夏秋冬，都是如此。甚至要求我毕业后回到家乡去工作，说是在乡里为我联系好了单位。毕业后，父母才知道我的工作是国家分配的，他们找的不能算数。便要求我服从国家安排，那时候大哥在部队是师级干部，很多回到地方的战友都在领导岗位上，如果说一句话，我就会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，但父母拦着哥哥不要搞特殊化，最后分配到蔬菜公司做一名普通干部，负责财务会计。参加工作后，父母来县里看过几次，每次都要求把工作做得最好，要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，不要辜负国家发的工资，直到我成家，才不多过问我的工作。

　　父母是自觉的仁者智者，因为活的坦荡荡，父亲在87岁，母亲在88岁才故去。他们的恩情还不了，也不需要还，只需要按照他们的要求去自觉做，自觉才是是最好的感恩。我每每怀想起他们，总觉得他们还在看着我，我后来工作异动比较多，在多个单位工作过，从没有不适应感。现在从事人事工作，一天看到人社局汇编的优岗名册，自己居然有10多个名字在上面，清理自己的书柜，有20多本各类荣誉证书，市里、县里的都有。金庸的《天龙八部》讲的是武侠故事，实际上是社会众生相，里面武功最高的不是大侠乔峰，也不是深不可测的天山童姥，而是少林寺里一名名不见经传的扫地僧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，没人知道从何时开始扫地，只知道他扫了一辈子地。而扫地僧不认为他武功最高，而是佛法最高，可以化解慕容博和萧远山一辈子的佞气。佛法算是一种修养吧，我认为真正的成长应该是修养到自觉，正如孔子所说的“我欲仁，则斯仁至矣”。中国有句俗语说“不扫一隅何以扫天下”，既然我没有能力扫天下，那么就做个一隅“扫地僧”吧，在自己的一隅里，尽量做到极致的好。